《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发布至今已满一年。《规划》的出台，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肯定了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确立了中国发展氢能的基本战略。这一年来，无论是氢能技术还是商业应用都取得了一定突破。

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成为国际共识，美欧日等占全球GDP75%的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氢能发展战略，推出多项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以更大的决心寻找能源出路，对新能源及氢能发展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力度。从发展现状上看，氢燃料电池技术日渐成熟，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区域性的供应网络逐步形成。氢能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能源政策研究部部长景春梅，详解了当前氢能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她认为，发展氢能，首要立足我国国情。“我们用氢能不是解决氢源够不够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能源‘绿不绿’的问题。一定要以我为主，市场开放和自主创新节奏要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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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技术加快走向示范应用

记者：我国对氢能发展的定位是什么？

景春梅：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年发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已明确氢能的发展定位，这是发展氢能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也是之前业内最大的争议点。《规划》起草过程中这部分内容被反复修改，直到完稿的时候才得以形成共识。

《规划》明确了氢能的三个定位。一是明确了它的能源属性，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未来能源。“十四五”规划指出氢能和储能都是未来能源、未来产业。目前氢能在能源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未来在能源消费中将有一席之地。二是明确了氢能的用途，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作为二次能源，它的主要用途在用能终端，比如说在交通领域替代汽柴油，在工业生产中作为高品质热源替代化石能源供热等。三是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记者：氢能在能源体系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如何围绕氢能定位去推动产业发展？

景春梅：氢能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多能转换、互补的重要渠道。作为二次能源，氢能可以通过氢电共存实现多能互补、融合发展。

立足氢能的定位去推动产业发展，首先要回答用氢来干什么。总体来看，我国能源自给率在85%以上，氢能主要解决能源绿不绿的问题，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氢储能可以解决弃风弃电的问题，带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从而提升整个能源体系和工业体系绿色发展水平。这个大课题对我们这样的工业大国来说特别有意义。所以说氢能是我国用能终端和工业生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和重要途径，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绿氢更被鼓励。

记者：您曾和团队去日本考察氢能产业，作为长期研究氢能的专家，您怎么看待全球范围的氢能发展热潮？

景春梅：氢能并非横空出世，它已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从历史上看，氢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把它列入国家能源战略，这是美国第一次把氢能作为国家能源战略来支持研究及技术攻关，但因为成本过高而停下步伐。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前后，美国再次支持氢能发展。时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提出了著名的“朱棣文之问”：氢从哪里来？成本怎么降低？2009年5月7日，朱棣文宣布美国停止资助氢燃料电池研发。第三个阶段是2015年之后，全球又开始掀起氢能热，我国氢能产业也开始扬帆启航、风起云涌。

从发展现状来看，氢能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能源转型三者的交集。目前，全世界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国认为氢能可以承担推进碳中和的重要使命。因此，氢能发展日益走深走实，开始真正形成全球热潮。

在《规划》出台前，一些地方就开始涉足氢能领域。随着氢能热度持续，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出台氢能发展政策。看到各地对发展氢能热情高涨、氢能应用前景丰富，国家就制定了氢能规划，也向世界回应了中国对氢能的态度。

记者：您如何评价《规划》出台后氢能产业链这一年的变化和发展？

景春梅：《规划》出台以来，氢能产业发展加快，项目加速落地。在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张家口及东北等新能源比较丰富的地方，风光制氢项目相继落地。2023年以来，输氢环节的发展也非常明显，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组织了18家单位开展《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及终端利用可行性研究》，岳光溪院士、彭苏萍院士担任课题指导，黄维和院士和我参与了课题验收。中石化从乌兰察布到燕山石化的400公里纯氢长输管道项目被纳入《石油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近期，中石油在宁夏试验的管道掺氢比例达到24%。虽然管道输氢还面临不少技术和政策标准等难题，但进度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快。工业领域开始积极探索绿氢替代，这是一大亮点。

此外，近一年来，氢燃料电池成本有所下降，出货量上升，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也有所突破，加氢空压机、质子交换膜、碳纸基本实现本土化等。从数量上来说，氢燃料电池车的应用数量过万辆，保有量超万辆，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是产业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示范应用，再到规模化发展的结果。

记者：《规划》出台前，“十三五”时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就在积极布局氢能产业，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景春梅：前几年我多次撰文呼吁“氢能热中要冷思考”。当前，氢能产业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产业链总体来说不够健全，谁要想在一个地方发展氢能，比如布局氢燃料电池汽车，就需要先考虑加氢站建在哪儿，还需要考虑氢气从哪儿来，是用管道还是拖车运输，是用副产氢还是用可再生能源制氢等问题。从应用场景往上追溯，考虑构建全产业链。不管是从上游还是下游入局，都不得不用“链长”思维布局上下游产业。

发展氢能要以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为目标。为什么我国发展氢能产业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也是一种技术，而且它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非常强。为什么国内各地方政府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关注它，因为氢能横跨材料、能源、装备制造还有汽车等行业和领域。如果我们采取“拿来主义”，那就失去了发展氢能的意义。

一个产业兴起之初，大家都有积极性是好事，但要避免同质化和一哄而上。现在地方氢能产业布局呈现较为严重的同质化倾向，产能过剩风险较高。比如，各地方政府规划的燃料电池汽车、电堆总数及绿氢的总产量已经远远高于国家规划，超过市场承受能力；各个省的氢能规划大同小异，将来产业恐怕要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盲目跟风、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或热衷搞政绩工程者将被淘汰。

工业领域应用氢能最有意义

记者：氢能的产业链很长，涉及的行业多，我国要怎么实现氢能全产业链均衡协调发展？最有可能实现重点突破的是哪个领域？

景春梅：全产业链均衡协调发展不是国家规划做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认为对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大国来说，氢能发展最有潜力的是在工业领域。发展氢能主要是为了减碳固碳。我国约80%的碳排放来自工业，而80%的氢气消费也在工业，因此氢能最大的应用场景是在工业领域。氢能是一种基础工业原料，不管是石油化工还是煤化工，都大量地使用氢。但我国每年生产3000多万吨氢基本都是化石能源制取的。如果能用绿氢来逐步替代灰氢，那对我们工业领域的脱碳是非常有意义的。《规划》发布以来，很多企业都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和尝试。比如宁夏宝丰能源公司用绿电制绿氢导入到煤化工产业链，提升其生产工艺的绿色低碳水平，钢铁企业河钢集团用氢气替代焦炭作为还原剂。国家电投、华电等发电集团都在探索天然气掺氢发电。如果绿氢在工业领域应用的话，对整个工业体系氢原料的增量和存量都能产生很大的替代效应。

记者：氢能汽车未来能否与燃油车、电动汽车“三足鼎立”？

景春梅：氢能源车暂时无法与燃油车、电动车“三足鼎立”。在乘用车领域，氢能车目前很难和电动车竞争。但氢能源车在商用领域特别是替代柴油重卡的趋势已经显现，它功率大，加氢时间短、续航时间长、耐低温、动力足的优势明显，冬奥会期间氢能源车做了很好的展示。

记者：五大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应该如何发挥优势？

景春梅：国内最先应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城市是上海，在世博会的时候就已经有应用，但最后把产业链做起来并引进燃料电池堆的是广东。广东佛山在科技资源开发利用及应用方面做得好，但在人才及资源上跟上海还有差距。冬奥会之后，京津冀联动推动北京氢能产业迅猛发展。

记者：在储能领域，氢能备受关注。具体来说有哪些应用前景？

景春梅：氢储能有两大需要关注的领域，一个是在电力系统，氢电融合，通过来回转换的方式消纳新能源，需要去探索示范。现在新型储能已经有国家政策支持，氢能发展虽然也有政策但不够具体和“解渴”。在氢储能发电方面，价格机制要放开，要允许其进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获得回报。另一个在储氢领域，作为大规模储氢的储能技术也在发展，国际上储氢基本处于从实验室到产业示范的阶段。从研究上看，洞穴储氢对地质条件要求高，但从单位成本上来说洞穴储氢是最低的。国家政策应该关注和支持，为将来氢能的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

开放市场和自主创新节奏要相匹配

记者：目前化石能源制氢的比重占到70%以上，工业副产氢为补充，电解水制氢仅占1.5%，您认为什么时候绿氢将成为主流的氢气来源？

景春梅：首先从国家规划上看，可再生能源制氢作为主要氢能来源的方向已经明确。现在示范项目中绿氢技术发展很快，在应用环节，中煤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等都有大型示范项目在推进。从央企到民营企业都在积极推进，这都与国家规划引领分不开。

记者：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目前卡点在哪里？

景春梅：现在卡点在储能上。现有的储能方式不能解决长周期、大规模、跨季节的储能调节。氢储能理论上具备这种功能，但目前氢储能在技术、政策、商业模式等方面还不成熟。

记者：在实验室层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海水直接电解制氢，是否是海洋绿氢的解决方案？

景春梅：海水制氢也是《规划》鼓励的方向。最近多个研究团队都在海水制氢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对东部沿海地区氢能发展很有意义。因为现在东部地区缺氢，“西氢东送”还需要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海水直接制氢能够取得突破，这对解决东部氢能发展来说是很大利好。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氢能的"制、储、加、运"各项技术兴起晚于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景春梅：从产业链看，我国基本处于跟跑阶段，缺乏领跑的技术，个别环节有并跑技术。发展氢能首先要立足我国国情。我们用氢能不是解决氢源够不够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能源“绿不绿”的问题。其次一定要以我为主，开放市场和自主创新节奏要相匹配。市场换技术是换不来的。如果一味依赖国外技术，很可能陷入一轮轮“被”涨价的被动当中。在关键技术尚未自主可控之前就大规模放开终端应用市场，不但会削弱自主技术创新动力，并可能导致产业链高额利润大幅外流，出现“花自己的钱，帮别人开拓市场”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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